摘要：聚落地名反映了人类社会在变迁过程中对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的选择和适应。明清时期，西江走廊人口密度进一步增大，从平原、河谷到低山、丘陵等地区都有人口的分布。但受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的作用，聚落类型发生相应的变化。在聚落地名方面，除保留原有自然特征和古越语聚落地名外，社会类型聚落地名大量涌现，充分反映明清时期西江走廊地带在社会经济发展等状况，并奠定了以后本地区聚落地名在和自然特征和经济类型等方面的分布空间格局和命名特征。

关键词：聚落地名；地名特征；西江走廊；明清时期

聚落是人类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以特定方式创造的群体活动行为空间，它的形成和发展必然与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聚落的命名即聚落地名则是这一人类活动过程中的具体体现之一。透过地名，我们可以窥见某一地区自然、社会、民族、文化等的演变过程或历史时期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本文试图通过对聚落地名分析，对明清时期广东西江走廊地带自然和社会的演变作一考察，阐述特定时期西江走廊地带的人们社会生产和生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一、自然地理环境与聚落地名

聚落是人类对环境的一种适应和选择。在早期的人类活动中，自然环境的优劣，对聚落的出现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最早形成或出现的聚落也许是没有名称的，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社会的发展，信息交流显得越来越重要，聚落便逐渐有了名称。这一时期的聚落名称依然多是人类对环境的一种认识和反映，所以，它折射出当地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

西江走廊因其特殊的交通地理位置，在岭南开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的广东西江是指广西梧州至广东三水思贤滘河段及其支流。根据曾昭璇先生的划分，西江从云南发源地至广西象州石龙三江口以上为上游，三江口至梧州为中游，梧州至广东三水思贤滘为下游，思贤滘到磨刀门为河口段。广东西江走廊即指西江下游干流及其贺江、罗定江、绥江（北江）、新兴江、悦城河等支流流域，包括今肇庆市（端州区、鼎湖区、四会市、高要市、广宁县、怀集县、德庆县、封开县）和云浮市（云城区、云安县、新兴县、罗定市、郁南县）。根据司徒尚纪先生研究，按广东开发历史阶段，在空间上表现为自北向南，从西往东，交汇于珠三角，继及沿海和岛屿。也就是说，在唐代以前，地处重要交通位置的西江走廊地带一直是广东开发最早和经济发达的地区。这在郡县设置中得到明显反映。秦定岭南，顺五岭通道、沿江而下，在西江、东江、北江设郡县，如秦代广东设5县，四会、番禺、博罗、龙川，粤东仅设揭阳1县（一说设于汉），辖境包括今梅州市。汉在粤北置桂阳郡（今连州），下辖曲江、连县、英德，西江地区置广信、封阳（两县约今封开）、端溪（德庆）、高要，故我国最古老长沙马王堆出土《地形图》，在今广东境内只标“桂阳”、“封中”两个地名，即粤西北和粤西贺江流域。这种设置情况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唐代以后，虽然大庾岭的开凿给西江走廊的交通地位带来改变，但其作为重要的交通和经济发达地区依然存在。而宋元时期，西江地区的进一步开发（特别是对陂、塘开挖和坡、堤的围垦等）和民族活动，则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人文环境，为明清时期聚落地名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社会历史文化基础。

明清时期广东政区体系已基本形成。明万历十年（年），广东西江走廊隶属肇庆府和罗定直隶州，共9县（高要、高明、四会、新兴、广宁、封川、开建、东安、西宁）2州（罗定直隶州、德庆州），今怀集县属广西布政司梧州府所辖。到了清代，清政府依然沿用明代政区格局，广东西江走廊仍划归肇庆府和罗定直隶州所辖，县州与明代基本相同。虽然这一时期广东经济重心和政区空间格局向珠江三角洲和粤东韩江三角洲转移，但西江的肇庆府仍然是重要的次一级政治、经济中心。据《大明一统志》和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所载，广东“里”（当时的基层政区）数统计，肇庆府和罗定直隶州里数之和约占全省11.86%，仅次于广州府，居第二位，足见其地位的重要性。在这些“里”的命名中，大量以地貌特征命名的地名。其中以“塘”、“岗（冈）”、“潭”、“垌（峒、峝、洞）”等字命名为最多，其次还有以“岭”、“龙（水）”、“坑”、“埇（涌）”等字命名的。垌（峒、峝、洞），属壮侗语，指田地，表明地形特征时，主要指山间盆地，实指山间面积较广的平坦耕地，或指田场，即同一水源的一个小灌溉区，演化为聚落通名，相当于汉语的“村”；埇（涌），粤方言，指小河或小的河流分叉，演化为聚落通名。如乾隆年间（～年），新兴县共有乡村个，其中以“塘”、“坑”字命名达77个，占总乡村数的12.56%；以“岗（冈）”、“岭”和“洞（垌、峒）”字命名达96个，占总乡村数的15.70%；以“涌（冲、埇）”字命名的聚落地名也达10个，占1.65%。三者合计占总乡村数的29.91%，约1/3。此外，以“土布（埗）”（壮语，指渡口）、“平（坪）”（指山区和丘陵地区局部的平地）、“围”、“田”等字命名的聚落也较为常见。其中相当部分聚落地名还沿用到现在。如据《新世纪广东省地图集·新兴县》（比例尺为1∶）地图统计所得，以“坑”和“洞”命名的聚落地名分别为36和20个，占10.45%和7.67%。而且，以“塘”、“坪”和“土布”等为通名命名的聚落地名现在也还在使用。再如康熙年间，罗定直隶州共有乡村个，其中以“塘”、“岗（冈）”、“峒（峝）”、“潭”等通名字命名的聚落地名达个，占总聚落数的23.03%，约占1/4。此外，以“土布（埗）”或“渡”、“埇（涌）”、“坑”等通名字命名的聚落地名也不在少数。这些聚落地名多为“××塘（坑）”、“××岗（冈）”、“××岭”、“××埇（涌）”等齐尾式结构聚落地名，但也有像“潭××”、“塘××”、“涌××”等结构的齐头式聚落地名，反映西江走廊聚落地名深受古越族影响，形式表现为汉壮地名共有格局。

这些聚落通名充分折射出西江走廊一带多种地貌类型特征。西江地区气候湿热多雨；地貌以低山丘陵和积水洼地为主，其间还夹杂着山间盆地和河流冲积台地或夷平面分布，靠近河流下游和珠江三角洲一带分布着冲积平原；西江部分河段及其支流多弯曲，地处石灰岩地带，地面多奇峰，地下多岩洞。根据王双怀先生统计，以作为山、水统计单位，则明代肇庆府山脉类型中山为57，岭3，岩5；水资源类型中江为4，水19，池2，井3，泉7。其中“山”居全省第二位，仅次于广州府，在华南（广东、广西、福建）居第三位，仅次于泉州府和广州府；“水”居华南第一位，远远高于华南其他地区；“泉”与琼州府并列第一。此充分表现出明显的山水结合地貌类型。人类早期活动多分布在自然条件较为优越的河流阶地上，那里水源充足，地势较为平坦，生产生活较为方便。西江走廊一带的山间盆地、河流台地和三角洲地带历来是重要的水旱兼作区，所以，众多聚落多产生于此，以这种地貌类型命名的聚落也自然最多。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时期，这种耕作方式对水源的依赖性很强，尤其在以种水稻为主的岭南地区为甚。因此，这些地势较为平坦，又接近水源、适宜于耕作和生活的平原、台地或河谷阶地就自然成为走廊内居民的首选聚居地，如塘、潭、水、垌（峒、峝、洞）等。其实，这种现象大部分在明清以前就已经形成。到明清时期，广东进一步得到开发，人口大量增加。新近迁入的部分人口依然选择在这些地区聚居，使得这一类型地名在数量上有所增加，分布密度上进一步扩大。此外，随着外来人口的逐渐增多，部分人口开始选择在山地或丘陵地带聚居。而明清时期广东经济作物种植的发展，加速了山区的进一步开发，聚落中出现许多像以“岭”、“冈（岗）”等反映山地、丘陵地貌特征的聚落地名。如德庆州的大岭嘴、鹿头冈、香山冈、冈头（若干）、大岭山、搭岭坳、高冈、岭脚、寻冈埌等，怀集县的牛岭、罗冈、纱帽岭、燕岭、格冈、富留冈、凤排冈、菜塘冈等，西宁县的黄茅冈、墟头冈、崩冈、黄冈村、禾地冈、厚冈村、银盤冈、金蚁冈、雁冈等等。

此外，还有部分以“埗（土布、甫、渡等）”、“湾”、“埇（涌）”（一说指古代渡口）等渡口为通名的地名。这些地方多是水陆交通要道，也成为人们主要选择的聚落点。如康熙年间，在罗定直隶州个乡村聚落地名中，就有26个，平均每20个聚落便有一个渡口不包括以“圩（墟）”为渡口的乡村圩市。《广东新语》说：“自封川江口至高明，为鱼苗阜者九百所。”鱼阜者，鱼花步也，为河湾中鱼花的捕捞点，足见当时西江上河埠的数量之多。

总之，地名是人们对所居住之地的一种认识和在文化中的一种反映。西江走廊自然类型聚落地名的多样性，则清楚地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环境的一种认识和适应。

二、经济和社会活动与聚落地名

聚落作为人类的一种群居方式，必然要反映出一定的社会性。特定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在聚落的命名上都可以得到很清楚的反映。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讲到，“到了野蛮时代人类已开始给家畜和栽培的植物以名称了”。各部落都“有自己的地区和自己的名称”，说明地名的出现带有明显的社会性特征，这是因为地名的产生归根结底是“人们同自然界斗争以及利用自然界来生产物质资料，并不是彼此孤立、彼此隔绝、各自单独进行的，而是以团体为单位、以社会为单位来共同进行的”。因此，地名是一定区域内的人们在社会生产、生活交际中的工具，约定俗成是地名社会性的主要标志之一。西江走廊地带历来是多民族杂居之地，不同时期的人们之间为了相互交流不断产生新的聚落地名，经济和社会活动则是产生聚落地名的主要因素之一。

经过宋元两代的开拓，广东经济已摆脱过去的落后状态，逐渐进入全国先进地区的行列，广东在全国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大。到了明清时期，广东经济更有长足的发展，在生产分布和经济结构上都发生重大变化。西江走廊地带元代经济虽然有所萎缩，但明清时期围垦的面积扩大，水利建设有了新的成就，低山和丘陵地带得到进一步开发，经济作物种植和水塘养殖面积增加，商品经济进一步繁荣，经济还是向前发展的，县的等级也趋于升格，新的聚落又大量涌现。主要表现在堤围边、山地和丘陵旁以及在交通便利的地带涌现大量圩市，聚落地名类型更加丰富。明清时期，西江走廊地带耕地的增长，主要途径是围垦河滩、沼泽，开辟梯田（畲田）和改善耕作条件或经营方式等来实现的。“被围垦”的荒滩河段主要分布在西江干流两岸，羚羊峡附近、西江、北江、绥江以及它们的支流如新兴江、粉洞水、青岐水、芦苞涌、西南涌、官窑涌等河流的交汇地带。”另外，在这些地带，人们除了大规模围垦以外，当地人还采用“平田用陂塘，高田用堰坝，低田用圩岸”的方法，在山地、丘陵、台地、平原、河海等还“修建的陂、塘、湖、圳、沟、井、池、泉等水利设施，星罗棋布”。如洪武三年（年），肇庆府新兴县民梁子斌在县东六十里筑观登陂，面积五十亩，“溉田七十余顷”。洪武二十七年（年），肇庆府高要县民黄阿思在县东入十里筑横槎堤，“周万一百丈，捍田八百余顷。”水患不仅得到有效治理，而且增加了耕作面积，保证了农业耕作和人口安全，如肇庆府高要县的罗郁堤“使数万亩洼亢之田，悉为膏腴。”明人区大伦也说:“岭表诸郡，广肇独当西北江之汇……其民胥赖堤防以生”。所以大量聚落出现在“堤”、“塘”、“围”附近并以此为聚落地名，突出的是以“围”为通名的聚落地名。

除此之外，西江走廊地带军屯和手工业的发展，也出现一批以“军”、“屯”、“官田”和手工业（如铁、瓦等）为命名的聚落地名。宋元明清时期，肇庆曾是瑶族主要的聚居之地，据黄朝中等编纂的《广东瑶族历史资料》，明代广东全省大约有余处瑶寨，其中肇庆府就达处左右。道光《肇庆府志》也载，瑶民“在肇郡者，东连中宿，西接苍梧，南抵高凉，北通洊水，绵亘千里”。由于瑶民不纳徭赋，“依深山以居，刀耕火种，以砂仁、豆、芋、楠、漆、皮、藤为利，至地力竭，又徙他山，家无储蓄。”经常发生暴乱和起义，封建政府多次发兵“征剿”，军事行动结束后，都有大量驻军和屯守。所以大量出现以“军”、“营”、“屯”、“官田”、“亭”等命名的聚落地名。如罗定直隶州有水亭、亭子围、大路营、三屯、学官峒、宦塘等；新兴县有军屯、官田、官洞、官灶、第八屯等；封川县有下营甲、平屯甲等；四会县有官陂、军田沥、官山、官田寨、官田、营下、营脚下、军营等；高要县也有东屯、西屯、军屯村、官塘、官田等；德庆州如官墟、官地坪、军屯、官村、官塘等等。再者，还有一些聚落地名虽然表面看不出与封建政府的官、军有关，但其意思却深刻反映了封建政府对少数民族或当地人民的镇压、祈求平定或安定的美好愿望，如永安黄、新宁寨、平峝、开宁、平山岭、大救寨、平屯甲、安罗甲、都平村等等，各州县均有不同规模的这类聚落地名。

另外，明清时期，西江走廊地带手工业的发展，也兴起一批以其为命名的聚落，并以此命名聚落地名。如香炉冈、瓦窑头、铁冈、罗锅、官灶、瓦冈、铁村、石鼓岗、炭场、铁炉等。对于这些手工业的发展，史书也多有记载。如《肇庆府志》记载:“阳春、阳江及新兴产铁诸山割入东安，商贩从罗定江运集佛山，以罗定为良”。《广东新语》也说:“铁莫良于广铁，……诸冶惟罗定大塘基炉铁最良。”其他诸州县也有不等数量的铁矿开采等。现整理具体如下：罗定县有黄沙坑凿石、三山石门、金陵百花小峒、簕楂、水源、大塘基、甘河、石门、永宁、大塘基；东安县（云浮县）有大台山、永宁太平、南铺、芦荻、永宁、扶凿、全胜、锡场山；怀集县有蒲峒；西宁县（郁南县）有平民峒、中火、沙木河、古罗坑；高要县有浮芦；新兴县有芙蓉都诸山；肇庆府东南二十里亦有铁矿。此外，因肇庆府多优良岩矿石，众多采岩和加工业也成为部分当时人的主要手工业生产活动之一，端州石是市场上著名的流通商品之一。因此，在聚落地名中以“岩”和“石”为通名的聚落地名则大量存在，在此不再一一列举了。

三、结论

通过对聚落地名的分析可以看出，地名不仅反映出广东西江走廊自然地貌类型特征，而且其隐含着明清时期历史、民族、社会、文化等的历史变迁。在聚落地名上明显反映了当地地貌特征和社会性，特别是社会经济类型聚落地名明显具有社会性，即明清时期广东西江走廊地带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具体反映；地貌聚落地名的大量存在也说明人们在选择聚落住址时因地制宜的原则。聚落地名结构又从另一个方面——古越族活动和民族融合两个侧面反映此地区的人类活动，特别是齐尾式结构聚落地名，反映深受古越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的影响；“姓+通名或其他方式地名字”的结构则反映此地区家族或族群活动、发展的过程，明显反映聚落地名的地区分布特色，为其他相关学科研究提供佐证和借鉴，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研究意义。

来源：《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报（社会科学版）》

年第3期

作者：黄秀莲王彬司徒尚纪

选稿：周辰

编辑：袁云

校对：耿曈

责任编辑：方梦瑶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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